训诂学研究到了当代，在陆宗达和王宁两位先生的领航研究下，得到了新的开掘和发展。传统训诂学最关心的是“词语的含义及其解释”，因此词的“本义”和“引申义”从段玉裁以来就成了训诂学的核心议题。然而，从陆宗达先生提出文献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探索词义使用和演变的规律，是训诂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换言之，赋予训诂学以语言学的性质、探讨训诂原理、方法和规律，就成了训诂学当代的新发展。
首先，陆先生在《训诂浅谈》(1964:2-3) 中明确指出：“训诂学就是以语义的分析、组合和语义的体系，以及解释语义的方法为研究的内容，尤其是研究汉语的历史语言。”又说：“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里研究语言思想内容的一门科学，也就是语义学。”这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把训诂学定义为语义学。
不仅如此，在陆宗达和王宁先生协力推进的训诂学现代化进程中，他们根据训诂的对象及其性质的不同，将训诂分为两大类型：一种研究的是实际语言材料里随文而释的词义；一种关注的是词典、辞书中综合概括的词义解释。前者王宁先生称之为“使用义”，后者称之为“储存义”。使用义和储存义的规律，二者独立分科以后得到了充分和深入的研究，其互动规律的探索也硕果累累。陆、王的开拓与研究，可以说改写了近代训诂学的历史，不仅创造出大量的突破性成果，而且培养出大批的年轻训诂学家。
二、训诂的属类与原理
如上所述，传统和当代训诂学的研究，一般侧重于字词名物方面的语义阐释，语言之外的训诂问题，譬如经文的理义、词语的哲理、事件的来由、清词隽语的文学效应等方面的诠释，则不在其范围之内，至今也无人问津。然而，这些和字词训诂不同属类的训诂实践和内容，不仅自古就不乏其例，而且自成体系。它们相对独立于字词训诂，既是字词训诂的延伸，又是独立发展的结果；但长期以来学界没有给予它们独立的地位 (它们没有自己独立的领域、原则和理论) 从而混同或掩埋于字词训诂之中而倍遭冷遇；不仅影响着词义训诂的判定 (把不是词义的训诂混同于词义) ，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其他训诂属类和系统的存在。具体而言，字词训诂之外，传统训诂的全部实践之中，还有经学训诂、子学 (玄学或哲学) 训诂、史学训诂和文学训诂四大门类。这四个类别的训诂实践都亟待系统的整理和研究，需要以当代训诂学的理论为基础，根据它们各自所属领域的原则和原理，建立一个彼此相关但又各自独立的“广义训诂学”的理论体系。毫无疑问，这应该说是当代训诂学家的一个时代使命。“非曰能之，愿学焉”，故而不揣梼昧，抛砖引玉，分别而试论之。
2.1经学训诂的对象与原理2.1.1什么是经学
经学是研究六经的学问。什么是六经之学？《汉书·儒林传》有言曰：“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据此，经是“先王”用来教戒臣民的“典籍”，经学是“明天道”“正人伦”的治世之“法”。黄季刚先生在《论治经》一文中重申这一重要观点，并用之纠正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他说：“《汉书·艺文志》谓六经者王教之典籍，章实斋本之，因有六经皆史之说。惟章语实有未合处。史学只是经学之一部分，经学于垂世立教大有功焉，故经学为为人之学。” (《黄侃先生语录·论治经》) 可见，经学是“垂世立教”的“为人之学”。徐复观在《中国经学史的基础》里更具体地发挥了经学垂世立教之“人学”观。他说：
“《诗》《书》的成立，其目的在由义理而来的教戒。”“为了教戒的目的，在编纂 (指《诗》《书》——编者) 时作了很大的选择。当然，这些被选择、编纂而遗留下来的教材，同时即是历史中的重要资料，并能给历史以照明的作用；但就选择、编纂的动机与目的言，这只能算是副次作用。所以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歪曲了经之所以为经的基本意义，把经的副次作用，代替了主要作用。” (徐复观1982:2)
综上所述，经学是维系传统社会教义的理论和原则。因此，所谓六经都是“教经”。纵然六经之中有记载历史的典籍 (如《春秋经》) ，也是“以史为教”的经典。经学中的历史严格地说不是“西方所谓历史学的历史 (史学historiography或历史性historicity) ”,6而是明天道、正人伦的“史教”之学 (=经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复观谓“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歪曲了经之所以为经的基本意义”，良有以也。
2.1.2什么是经学训诂
了解了什么是经学，就不难理解“经学训诂”在传统训诂学里的地位和作用了。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用“经学训诂”来说明经典中的文字训诂。最要区分的是黄季刚先生在《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中使用的“经学训诂”的概念。先看下面的论述：
“说字之训诂与解文之训诂不同。小学家之训诂与经学家之训诂不同。盖小学家之说字，往往将一切义包括无遗。而经学家之解文，则只能取字义中之一部分。”“小学之训诂贵圆，经学之训诂贵专。” (黄侃1983:192、219)
这里“经学家之训诂”指的是“解文之训诂”，而不专指“解经义之训诂”。事实上，尽管在传统经学里，很多学者有感于“经文训诂”与“经义训诂”之不同，7但却很少或至今没有只针对“经学义理”的训诂属性进行的专门研究，更遑论独立研究“经义训诂”之方法、原则和原理了。本文冒天下之大不韪，尝试发凡起例，赋予“经学训诂”以新的概念，使之独立于传统字词之解文训诂。
什么是我们理解的经学训诂？从传统上说，公羊高、榖梁赤、毛亨、郑玄等，都是经学训诂之大师，故而经学训诂，由来久矣。但经学训诂不是字词训诂，公羊高、榖梁赤、毛亨、郑玄等尽管使用了大量的字词训诂同时有的也很难分辨，但是他们作经学训诂的时候，使用的原则和方式，与字词训诂迥然有别。譬如《春秋公羊传注疏》有云：
《春秋经》：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廏。
《公羊传》：新延廏者何？修旧也。旧，故也。缮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筑。修旧不书，此何以书？据新宫灾后修不书。讥。何讥尔？凶年不修。不讳者，缮故功费差轻于造邑。
徐彦《疏》：上“二十八年筑微之事”实在“大无麦禾”后，而在前言之者，讳以凶年造邑故也。然则去年无麦禾，今兹凶岁而修廏，不讳者正以功费轻也。
《传》与《疏》均为解经而作。首先，经文依例要为鲁君讳大恶，但是，这里不但不讳反而“讥之”。《公羊传》曰：“何讥尔？”回答是因为依例凶年不修，但“今兹凶岁而修廏”，是违常规，所以要“书”。然而，去岁禾麦无收，新宫失火而重修之，但却不书。何以如今要“书”？公羊说“不讳者正以功费轻也”！就是说，修马厩比造宫殿的罪过轻。
这可谓经学训诂的一般方式。《公羊传》解释的是“新延廏者何、何以书、何讥尔、不讳者何”等问题，都是经义问题，其目的在于揭示《春秋经》作者写作的用意。即通过叙事内容的书与不书，揭示《春秋》作者的“微言大义”，揭示春秋笔法的“教讽”之旨。《公羊传》的训诂是通过《春秋》的书写体例中“无需书写的事件”来表达对庄公的谴责和讥讽。
如上所示，“经学训诂”由来已久，但何以是一个新的概念？这是因为在训诂学史上，似乎还没有把古人解经实践中有关的“经学”属性的训诂原理和方式离析出来，使之独立成科、或独立成为训诂的一个门类。正因如此，经学训诂和字词训诂常常混在一起，无法辨别，不仅困惑后来的语言研究者，同时也影响着后来的经学研究者。举例而言：
《诗·国风·邶风·柏舟》：日居月诸，胡迭而微。
郑笺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谓亏伤也。君道当常明如日，而月有亏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专恣，则日如月然。”
黄焯先生《毛诗郑笺平议》云：“焯案：范家相《诗渖》云：‘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时而微，不照见我之忧思。’此解颇直截。盖诗意或为呼日月而诉之之辞，犹屈子问天之类也。《诗经·邶风·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笺亦以日月喻国君与夫人，似皆失之。” (黄焯1985:27)
这里郑笺以“日月”为“君臣”同时又“以日月喻国君与夫人”，黄耀先批评说“似皆失之。”事实上，从两处的“日月”所指的意图来看，郑玄作的不是字词训诂，而是“经学训诂 (阐释义理的训诂) ”。然而，黄耀先却从“语言学”的角度用字词训诂 (阐释字词之义的训诂) 来批评郑玄。郑玄何尝不知“日月”有“屈子问天”时所指的日月的意思？然而他要作的是经学训诂，要阐释的是经文的“义理”，因为经文是王教之典籍，是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之作。因此，我们如果用语言学的原则来批评用经学解释的结果，那么就从属类和体系上导致风马不及的偏误。有鉴于此，我在《理论训诂学讲义》里面专门给“经学训诂”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即“以阐释经书微言大义为目的的训诂为经学训诂”。如果我们明确了什么是经学训诂，我们就不会、也不能用词语训诂的原则来苛责经学训诂，更不会和不能用经学训诂的结果来改变或混淆词义训诂的根据与系统。
事实上，混淆经学训诂与字词训诂而带来的误解与无谓争执，古今均不乏其例。譬如《尚书》“光被四表”，戴震从字词训诂的角度提出“古本尧典必有作‘横被’者” (根据孔安国“光，充”之古训及《释文》古旷之反切) 8，而郑玄则训“光”为“光耀”。郑玄所释乃经学训诂，故其说不必有作“横被”者。然而，不知戴震本意者(如王鸣盛9) 则用郑玄经学训诂反对戴震字词训诂之理必，这就犯了用经学的“诗教义理”来反对语言学的“求真理必” (参见冯胜利2018、2019) ，结果必然两不相属。由此可见，厘清古人注释中这两种训诂的不同，是训诂学和经学两个学科将来研究的重要课题。
2.1.3经学训诂的原理、方法与要领2.1.3.1区分家法之不同
经学训诂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要区分家法之不同。黄季刚先生有言曰：“ (经学) 训诂、文词、典制、事实、大义等，不可妄为轻重。此经学之大要也。” (《黄侃先生语录·论治经》) 何以“不可妄为轻重”？因为秦汉经学之训诂，家学有自，不可以一家之说而驳另家之说。其中一个典型的范例就是季刚先生在东北大学讲授《诗经》时流传下来的一个美谈。
《周颂·潜》：“潜有多鱼。”《毛传》：“潜，糁也。”《尔雅·释器》：“糁谓之涔”。《说文·木部》“栫，以柴木雝水也。”《字林》字作罧。《正义》：“《尔雅》作木边也，积柴之义也。然则糁用木不用米，当从木边为正也。”胡承珙《后笺》：“若糁之从米，释为以米投水中养鱼，则不得为器，恐是望文生义。” (引自叶贤恩2006:164《黄侃传》)
按，以上诸训各有所执，亦各有所偏。黄侃先生兼而通之云：
“投米、积木，二义可通。其书积木者，《说文》‘栫，以柴木雝水也’，《广雅》‘涔，栫也’，郭景纯《江赋》‘栫殿为涔’，此皆积木之义，亦本于古。其实涔、潜、糁、罧、栫，声皆相转，即义皆可通，不必从米独是，从木独非。此等但宜分疏各说，而不必有所取舍，有所取舍则固矣。” (黄侃《尔雅音训·卷中·释器》)
这里“宜分疏各说”是处理经学家法训诂的一大原则，因此黄季刚先生说“不必有所取舍”，“有所取舍则固矣。”评者以为黄先生此说“超越前人”，宏通之极。其实，这是深通经学理路原则的具体表现。经学重“家法”，因为它承传有自，各为体系，所以从彼此独立成系的角度而言，“家法有异，但无是非”！所以季刚先生说：“经学训诂虽有时亦取其通，必须依师说展转求通，不可因猝难明晓，而辄以形声相通假之说率为改易也。”可见，通晓师说家法，是经学训诂的一大原则。
2.1.3.2区分字词训诂、文意训诂与义理训诂
《黄侃先生语录·论治经》曰：
五经应分二类，《易》《礼》《春秋》为一类，《诗》《书》为一类。《诗》《书》用字及文法之构造，与他经不同，《易》《礼》《春秋》则字字有义。《诗》《书》以训诂为先，《易》《礼》《春秋》以义理为要。《诗》《书》之训诂明，即知其义；《易》《礼》《春秋》之训诂明，犹未能即知其义也。
这是经学训诂的第二大原则。黄季刚先生通过五经二分法以及词义训诂与经义训诂之不同，揭示了用字之训诂 (揭示上下文中语言文字的具体意思) 与义理训诂 (揭示语言文字背后的义理思想) 之间的本质不同。因此，字词训诂与经学训诂的对立，也可以看作《诗》《书》训诂与《春秋》训诂的对立。
在训诂的类别中，不仅要区分词义训诂与经义训诂之不同，更要严格区分和处理文意训诂与经义训诂的不同。10冯胜利(1983) 提出，古代训诂中存在一种与字词训诂完全不同的“文意训诂”。譬如《国语·晋语》：“虢之会，鲁人食言。”韦昭注：“食，伪也。”其实“食”在这里的词义很清楚。《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孟武子恶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无肥乎？”《国语》里的“食”与《左传》的一样，都是“吃”的意思。但是韦氏注撇开了“食”的词义而阐释其言外之意。必须警觉的是：在《中华大字典》里“食，伪也”这类解释文意的训诂，仍然袭用《尔雅·释诂》旧例，以词义的身份置身于该书的义项之列。今天虽然我们知道文意训诂不容与词义训诂相混淆，但如何区分经义训诂与文意训诂却是一个新课题。经义训诂与文意训诂有本质的不同吗？举例而言，《诗·大雅·大明》：“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毛传》：“载，识也。”涵咏诗意，诗中之“载”乃“年载”义，“初载”犹言“初年”。11但毛亨训之以“识”，这显然不是词义训诂。但这是文意训诂呢？还是经义训诂？如何区别？这里我们提出一种简捷的辨别方法 (更详实的研究，则有待来日) ：
(A) 用换一种说法的言外之意来训诂的方法，是文意训诂；
(B) 用天道人伦来教人如何看、如何做的训诂方法，是经学训诂。
简言之，改换说法的是文意训诂，教人看法/做法的是经学训诂 (给人想法的是子学或哲学训诂) -。据此而言，毛传“载，识也”不是后者而是第一种：谓“文王出世后刚刚具有思想意识之时”， (故孔疏又说：“ (大姒) 于文王有所识则不过二、三岁也。”) 这是改变说法，因此不是经学训诂而是文意训诂。这和上文所引郑玄解“光”为“光耀”不同，郑玄的注释是经学训诂而非文意训诂，因为那里“光”的词义是“充斥”，而“光耀”乃是郑玄用假借之法“实现颂扬尧德之目的”的结果。12文意训诂仍然属于文献语言学的传统训诂的范围，它与其它四类新建的训诂范畴 (经学、玄学、史学、文学) 是截然不同的。
2.2子学训诂的对象与原理 (子学训诂也称玄学或哲学训诂)
汤一介在《郭象与魏晋玄学》(2016:321) 谈到：“中国历史上一直有注释经典的传统……汉朝注释经典多采用章句的方法，一章一句甚至是一字一字地作详细解释，还有用‘纬’证‘经’的方法，形成纬书系统。到魏晋则为之一变，玄学家或用‘得意忘言’‘寄言出意’，或用‘辩名析理’的方法。佛教传入以后，对佛经也有各种不同的注释，有‘音义’‘音训’等等。”这是训诂范式在历时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重要里程碑：子学训诂的出现与建立。
人们不禁要问：根据“训诂属类系统的理论”，子学训诂作为一个独立的属类系统，它独立成体的必然性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王弼 (226-249) 《老子道德经注》得到启示和回答。
《道德经·第三十二章》有云：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
王弼注曰：道无形不系，常不可名，以无名为常。故曰道常无名也。朴之为物，以无为心也，亦无名，故将得道莫若守朴。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朴之为物，愦然不偏，近于无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朴无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则物自宾而道自得也。
这是在阐释《道德经》这段话的哲学思想：因为“道”没有形体不能维系，所以一般都没有办法给它取名字。因为无法取名是正常情况，所以说“‘道’经常是没有名字的”。这种注释显然与毛亨注诗、郑玄笺毛的字词训诂大相径庭。毛、郑的字词训诂旨在字、词、句、章之解释，而王弼则关注哲理的阐释，突破只解字、词、章句的注经方式，长篇大论，颇以自己对老庄玄学思想的理解为标准去阐释。王弼之注也不是毛郑的经学训诂，很简单，王弼之注旨不在六经义理，而在老庄思想。更重要者，王弼所为与其说是注释，不如说是他对玄学思想的再创造——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者也。据此，我们说玄学训诂的出现是魏晋时期学术思想解放的必然产物。这一时期的哲学家凭借我注六经 (=古代典籍) 来达到六经注我的目的。因此，我们尝试性地用下面数条作为玄学训诂的原理和方法 (更详细、精密的分析则有俟来日) ：
(A) 对象：子学文献
(B) 原理：辩名析理 (用逻辑方法限定字词概念，辨析其哲学含义)
(C) 方法：寄言出意 (将自己的想法深入于原文刑名之理 (以意逆志) ，化出新的思想)
(D) 目的：得意忘言 (阐释其中的哲理，超越字词表面之义)
2.3史学训诂的对象与原理
史学训诂与经学训诂和玄学训诂皆然不同。粗言之，它是用史学语言和背景解释古代史书的一种训诂活动。与经学训诂和玄学训诂相比，史学训诂最为历代学者所关注、所重视，甚至颇有精辟的总结。譬如清人钱大昭就曾一语道破史学训诂之真谛：
“注史与注经不同，注经以明理为宗，理寓于训诂，训诂明而理自见。注史以达事为主，事不明，训诂虽精无益也。”13
就是说，史学训诂的目的旨在注明事件的来龙去脉。陈垣以“一注训诂典故，一注本事”概括之14。事实上，历代史学家对史学训诂的内容也颇有揭举，如史料的甄别、史实的补充、史实鉴定、史理揭示、史识发明等功能的阐释，不一而足15。史料补充是史学训诂的基本内容。譬如，汉朝孟喜传古文《易》的史实，是经裴松之 (372-451) 《三国志·虞翻传》注提供的材料，才保留下来这一史实。
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其宗旨、体例都受到了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影响。也属典型的史学训诂。如：
《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周伯仁风德雅重，深达危乱。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时人谓之“三日仆射”。
刘孝标注：“《晋阳秋》曰：初，顗以雅望获海内盛名，后屡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谓凤德之衰也。’《语林》曰：伯仁正有姊丧，三日醉；姑丧，二日醉，大损资望。每醉，诸公常共屯守。”
显然，这些风雅倜傥的生活轶事，没有刘氏注文的补充，今天是很难看到的。赵建成 (2017) 总结刘孝标的《世说》注时说：
《三国志注》务求周悉，侧重于补其脱漏，《世说注》则更注重于勾勒书中人物发言、行事之历史、时代背景，故又有所发扬。
由此可见，即使都是历史训诂，由其对象、内容及社会背景之不同，也会带来注释方法、体例及系统的不同。
然而，如何注史？何为史学训诂？史学训诂的理论体系如何建立？我们看到：史学训诂虽备受关注，但其原理、方法以及理论等重要问题，学界向无系统研究。不仅历史学科方面没有关注史学训诂的研究，训诂学科方面也没有给予专门的研究，哪怕是初步的史学训诂理论也尚未提到日程上来。这里，我们只能综合前人的训诂实践和史论，对史学训诂的对象和原理作一尝试性探索。16如果说裴松之开创了新的史学注释范式的话，那么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则全面反映出何为“史注”的内容、方式和范例。这里我们姑从陈垣先生总结胡注的20 篇目的内容入手，将何谓史学训诂的初步想法分述如下：
(A) 对象：记录历史的古代典籍 (或从历史角度对待的古代典籍)
(B) 原理：注史以达事为主 (钱大昭) 、“博采异文多所折中” (李慈铭)
(C) 内容：书法、避讳、评论、劝诫
(D) 手段：补阙、校勘、解释、考证、辩误、出处、征引
(E) 目的：提供事件的来龙去脉 (包括作者的意图)
注意，虽然有些史书的训诂也被归入“史注”范畴，但注释家所用仍属文字训诂 (如赵把《史记集解》归入史注，但《史记集解》仍属字词训诂) 。其次，某一新训诂体的开创和出现，并不意味着其他训诂体 (尤其是文字训诂) 就被取代。新体和旧体常常并存无碍，有时不仅共存，而且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表面不易分辨，但其根本仍泾渭分明——不易分辨不等于没有分别。
2.4文学训诂的对象与原理
文学训诂的范式是李善 (630-689) 创立的。但李善创立的是什么范式？这里我们要为古人立言。
首先，以往研究对李善训诂的认识，虽得其承传，并未切中其创新之谛。譬如：认为李善注既有传统的训诂、章句、音注，又有补阙、备异、纠谬等体例。我们知道，引述繁复是李善《文选注》的重要特色和风格，或曰“这是由其作注宗旨决定的”。然而，这里的宗旨是什么？不得而知。赵建成 (2017) 引李善《上文选注表》“弋钓书部，愿言注缉，合成六十卷”后，总结道：“弋钓书部” (=征引) 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揭橥文本背后的事典与文辞来源，从而确立了集部注释学的一种新的范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集部典籍注释最高成就的代表”。无疑李善《文选注》开创了里程碑式的注释学体，然而问题是：如果说征引文献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揭橥文本背后的事典与文辞来源，我们不禁还要更深一步地追问：李善为什么要“注出事典与文辞来源”？日本学者冈村繁(2002:319) 似乎看出了其中一些奥妙，说到：
“李善继承并超越了以往对《文选》作语言学注解的传统方法，进而从文学的角度深入《文选》的内面。他致力于凸现汉魏六朝文学的本质特征，由此而把重点放在《文选》作品中用语所依据的出典，对之逐一探幽溯源，精心施注。”
但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从文学的角度注释，事典和文辞来源就如此重要？此其一。第二，经学训诂不用此法的原因何在？为什么史学训诂也不用此法？为什么事典和文辞来源单单对文学“情有独钟”？在这些问题澄清以前，李善注释的里程碑性质，就只能是一个标签而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如此一来，不仅他对后代的影响所以如此之大也变成不得而知，而且李善所以如此下注的原理，也将以其昏昏难使昭昭。
为揭示李善注释的真正要旨，我们不妨先看下面的例子：
曹子建《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
李善注：“夫日丽于天，风生乎地，而言飘者，夫浮景骏奔，倐焉西迈，余光杳杳，似若飘然。古《步出夏门行》曰：行行复行行，白日薄西山。”
李善为什么要用乐府诗《步出夏门行》来注释曹植诗歌中的“白日”“西山”。论者会说：为了提供文辞的来源。但为什么要提供文辞的来源？事实上，李善在注释王仲宣《从军诗五首》中“白日半西山，桑梓有余晖”一句时，亦采用古《步出夏门行》之“行行复行行，白日薄西山”来作注。不错，他的做法是提供文辞的来源，但这只是手段而不是的目的。我认为，文学注释“提供文辞来源”不仅仅是要提供背景知识，更重要的是提供已有文学语境中的意象与意境。换言之，李善在告诉读者：王仲宣诗歌中的“白日”和“西山”这两个意象，不仅出自乐府诗的意境之中，更重要的是要结合“行行复行行，白日薄西山”中的白日和西山的意象来理解、来构思、来欣赏当下的“白日”和“西山”。原因很简单，文学鉴赏过程是读者重新构建意象之美的再创造的过程。具体而言，我们认为文学阅读也是一种文学创作 (被动性创作) ，是读者在作者提供的文字信息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经验，再度创造出与作者相谐的文学美感和效应(参冯胜利2016) 。在这种“阅读创作论”的思想指导之下，李善注解中的语词出处、意象来源、“诗句脱变”和“化用诗歌意境与意象”等，都是文学训诂帮助读者建立审美意境的手段。就是说，文学训诂提供出典和文辞来源的目的，就是要标出“意象”取景或取象之所自。再如：
(1) 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四首》：秋日多悲怀，感慨以长叹。
李善注：毛苌《诗传》曰：“秋士悲也。”
(2) 谢灵运《登石门最高顶》：晨策寻绝壁，夕息在山栖。
李善注引《江赋》“绝岸万丈，壁立霞驳”；又引郭璞《游仙诗》“山林隐遯栖”。
(3) 陆士衡《招隐士》：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欲。
李善注引《论语》：“子曰富贵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上文 (1) 中的引文出自《豳风·七月》毛传，原文作：“伤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如果再结合郑笺：“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则原诗“秋日多悲怀”的情景和意境就更加丰富多彩而地跃然纸上了。(2) 中的引文则将原文“绝壁”放到了“万丈绝岸”和“云霞壁立”的景象之中，更加之以游隐遯迹之处的林夕仙境，于是让读者尽情想象原文“晨策寻绝壁，夕息在山栖”的多维、多层的自然意境，在景象丛生中飘然欲仙。(3) 则是从思想背景的深度上，引导读者如何去“图”，如何去“欲”——引文一出，则将一番穷途的道理和隐退的情趣，直抒无遗而又余味无穷。
总之，李善所为，意在提供原文所出之意境和意象。正如王宁先生(1988) 所说：“这些都不是仅寻找出处，更重要的是以境比境，为读者提供一个在前的境界，以加深对选诗的体会。这种注释方式是唯文学作品可取，又为文学作品所必取的。”这正是李善创造的文学训诂的一个新范式，17他征引的目的不仅仅是解释字词之义，也不只是给出出处，其根本目的是提供给读者多维度的历时文学语境，让他们可以藉此想象和创造富有时空厚度和立体感的文学意境和意象，从而获得超时空美感的文学享受。这就是为什么李善《文选注》在四大名注 (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和李善) 之中，征引典籍最多；而最多之中又以引集部书数量最多 (1157家) ，占全部引书的59% (赵建成2017)的原因所在，因为文学作品的意境和意象越丰厚，其艺术效果就越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尝试性地给文学训诂列出如下特征：
(A) 对象：古代文学作品 (诗、歌、词、赋及古代散文)
(B) 原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文选·序》) ，翰藻=文学意象之载体
(C) 手段：用征引方式提供事典与文词来源
(D) 内容：字词、短语、诗行、警句、词法、句法等
(E) 目的：揭示历时文学语境中的意境和意象
三、结语
根据本文的分析，在汉语训诂学史上，语言文字之训诂与经学义理之训诂一直就并驾齐驱，划水难分；很难说哪一个是源、哪一个是流。东汉以后，玄学训诂和史学训诂打破了对经注的因袭模拟，确立了注释学中的新范式。不仅把子注和经注区分开来，史注更是孑然成体，分道扬镳。然而，历代学者虽然都看到了这些不同门类的训诂体系，但是尚未洞悉它们彼此不同之原理所在和系统之异，因此未能真正区分和发掘它们之间的本质不同。譬如，虽然裴松之、李善均用“征引”之法，但如上所示，二者“征引”目的之本质所在，截然不一。本文不揣梼昧，提出上述四大训诂种类之独立性、范畴性，并初步简示其各自存在的系统性；为将来广义训诂学的建立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拓展新的空间。就目前的研究和我们初步理论来看，这种“广义训诂学”的基本格局是：(A) 小学训诂学， (B) 经学训诂学， (C) 哲学训诂学， (D) 史学训诂学， (E) 文学训诂学。
毫无疑问，上述每一个分属学科均可进行自己独立的专科研究，而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下面的工作可谓迫在眉睫的基础建设：(A) 确定各个属类自己特有的研究目的、对象和方法；(B) 构建各自独立存在的理论原理；(C) 揭示自己的操作规则及其发展规律。18
这既是目前的首要任务，又是奠定广义训诂学的理论根据和实践基础。当然，凡上种种，皆为发凡起例、初步尝试。其中各科均有待详密的论证和分析，故而挂一漏万，势所难免；是耶？非耶？尚待方家是正。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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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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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er Agnes 1982 A Theory of Hist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注释
1 详参黄侃 (1983)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陆宗达 (1964) 《训诂浅谈》、洪城 (1984) 《训诂学》、陆宗达、王宁 (1983) 《训诂方法论》、王宁 (1996) 《训诂学原理》、齐佩2) (2004) 《训诂学概论》、白兆麟 (2005) 《新著训诂学引论》、郭在贻 (2005) 《训诂学》、方一新 (2008) 《训诂学概论》、周大璞 (2011) 《训诂学初稿》等专著。
2 赵建成 (2017) 在《经典注释征引范式的确立与四大名注引书》一文中提到:何晏《论语集解》开创了经典注释的集解之体。我们同意赵氏标举的“集解体”为新的“ (字词名物) 注释体”, 但“集解”不属独立门类的训诂体。这里特为标出, 以免混淆。
3 有人可能疑问为什么不从现有“注释学”的角度区分训诂的不同属类?毫无疑问, 将来的研究一定要汲取注释学的成果。然而目前没有从“注释学”的角度讨论训诂属类的主要原因是:注释学从朱星先生1973年提出以来 (《中国注释学概论》) , 虽经诸多学者的提倡、翻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如靳极苍2000《注释学刍议》陕西人民出版社、周裕锴2003《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汪耀楠2010《注释学纲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等) , 然而似乎尚未形成一个统一原理下不同训诂属类的分辨原则与理论系统。譬如, “注释应当有明确地要求, 这个要求就是以今释古, 以浅释深, 以普通话释方言, 以具体明确的内容解释含义广泛的概念。” (《注释学纲要》) 这个要求虽与比一般训诂学具体、细致, 但没有本质的不同。而本文所说的五大训诂范畴则各有自己的训诂原理、对象和方法, 且相互独立、彼此有别。因此与“注释学”的“广泛的概念”很不同。笔者感谢沈培和章琛二教授提醒关注的这个问题。
4 按, 对季刚先生此处“语言”的意思, 或有宽、严两解。严格地说, 这里的语言指字词、短语。宽泛地理解, 凡解字词短语所含之微言哲理、所代表之事件场景、所表现之文学意境和美感, 均可谓“解释语言”一种 (虽然不是字词短语本身) 。所以, 严而言之, “用语言解释语言”是词语训诂的定义, 其他属类的训诂应当根据自己对象和原理的属性和特点, 作属于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定义。
5 注意:这里说的是“训诂”而不是“训诂学”。兹事甚大, 将另文专述。
6 西方历史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事情会按照发生的方式发生 (以及可能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why things happened the way they did (and possibly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future) ”, 这和经学旨在人伦教化的历史, 截然不同, 尤其是西方学者把历学定义为episteme (真知, Heller 1982) , 就与经学的历史更不一样了。
7 譬如季刚先生之“《诗》《书》以训诂为先, 《易》《礼》《春秋》以义理为要。《诗》《书》之训诂明, 即知其义;《易》《礼》《春秋》之训诂明, 犹未能即知其义也” (《黄侃先生语录·论治经》) , 其中就暗含字词训诂 (=解文之训诂和季刚先生之“经学训诂”) 与我们这里定义的“经学训诂 (=季刚先生的《春秋》训诂) ”之间具有本质不同的思想。
8 均见戴震《与王内翰凤喈书》, 载《戴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3-55页。
9 见王鸣盛《蛾术编·卷四》, 《续修四库全书》子部, 第1150册, 第70-72页。
10 《经典释文·二》“以擾万民, 而小反, 郑而昭反, 徐、李寻伦反。”注云“扰犹驯也。”惠栋云:“扰有柔音, 故《史记》或作‘柔’;又有驯音, 故徐、李音‘寻伦反’;或音‘而小反’失之。吴承仕按语曰:㹛、扰、柔俱古幽部字, 而小、而昭、而周诸音皆是也。音扰为驯, 韵部虽亦可通, 真、谆、幽、宵通转之例, 说见“有鹭雉鸣”而声类不近, 字书韵书亦不收此音。疑昔人并以徐邈、李轨为异读, 不谓扰字兼有驯音也。(见《经典释文序录疏证》附《经籍旧音辩证·卷二》《经典释文·二》, 中华书局, 2008, 第252页) 按:据此则徐、李异读在解文意, 而非注音。是故古人文意之训诂, 不仅义训, 音训亦然, 而今言古音者似皆未明此, 故揭而示之于此。
11 孔颖达《毛诗正义》云:“文王初载, 谓其幼小。”是诗人用“初载”表示“天作之合”时文王的年龄。
12 亦即用提供一种新的想法来加深理解或阐释自己思想的训诂方法, 是子学训诂。
13 当然, 经义训诂、文意训诂、词义训诂之间具有相互影响、彼此互动的关系, 它们在词义演变中也发挥不同作用和效应, 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显然, 这里的论证还引发出一个将来需要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14 见《清史稿》卷四八一《钱大昭传》, 中华书局, 1977年版。
15 见陈志超1990《陈垣往来书信集》, 致陈寿乐 (第53通) ,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665页。
16 “史理”是这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不仅包含西方史学的概念, 同时包含中国传统的史教的意思。斯事至大, 当另文专述。
17 这里主要参考陈垣《通鉴胡注表微》。按, 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也谈到自己注释的内容包括补阙、备异、惩妄、论辩等。
18 笔者感谢张伯伟先生所见告李善参比语境的“互相宪述”之注法, 早在宋高似孙《选诗句图》中已发其凡。然而其所以如此者, 仍未明其详细。
19 笔者感谢施向东、汪维辉、张美兰、齐元涛、史文磊等同寅指出的, 在本文五种训诂属类之外, 它如中医、建筑等专科领域, 是否亦当自立训诂属类?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 但是否独立成科的条件和标准是: (1) 有独立的原理, (2) 有独立运作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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